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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清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是毛泽东写作和讲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37 年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序幕，而且使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生活更添艰辛，整个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前途晦暗不明。就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延安领导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四
现实和前途。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革命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结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世界。他用刚遒洒脱、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就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篇章，这就是两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8]《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著作，分别写于1937 年的7 月和8 月。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19]《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